金融危機前，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1996年，泰國再次調高最低日工值：曼谷及附近地區(qū)法定最低日工值為157銖，清邁、攀牙、呵叻、羅勇、北標、春武里等六個主要府或城市為137銖，其他地區(qū)為128銖。2001年，曼谷、北攬、暖武里、普吉、巴吞他尼、佛統(tǒng)和龍仔厝府最低日工資為165銖，春武里、清邁、呵叻、攀牙、拉農和北標府143銖，紅統(tǒng)府等133銖。隨著泰國汽車業(yè)快速發(fā)展，居民汽車擁有量直線上升，1999年約227萬輛。1997年上半年人均國民收入已達2525美元。金融危機發(fā)生后，經(jīng)濟衰退，泰幣貶值、股市急挫，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

中泰之間的交往源遠流長。早在漢武帝時，中國海船就經(jīng)過泰國境內的邑盧沒（華富里）、諶離國（佛統(tǒng)），航往印度的黃支國（康契普拉）[1]。在素可泰王國建立（1238年）之前，泰國境內有許多小國，各自為政，但都與中國有外交、經(jīng)貿關系，如盤盤、羅斛、墮羅缽底等等。宋元時代，閩粵海商已頻繁到泰國貿易，元代的泉州舶商“其所涉異國……若[“門”里加“者”]婆、羅斛，……”[2] 因貿易原因滯留或移居泰國的東南沿海人也隨之增多。明朝前期，因與暹羅阿瑜陀耶王朝正式建交，由暹羅王室壟斷的對中國的“朝貢貿易”發(fā)展迅速，而明后期因月港開禁，中暹私人海上貿易十分繁榮，導致更多的東南沿海居民、特別是福建人移居泰國。明嘉靖年間，泰國已出現(xiàn)華僑聚居地，“有奶街，為華人流寓者之居”[3]。清初，廈門又因大米貿易的興盛而成為中暹貿易的主要港口。因此，十八世紀中葉前，福建沿海港口與暹羅間頻繁的貿易往來，促使福建人大批移居泰國，福建籍華僑人數(shù)一直占泰國華僑的絕大多數(shù)。十八世紀中葉后，原籍潮州的達信王特別優(yōu)待他的同鄉(xiāng)，“惟潮州人為官屬，封爵、理國政，掌財賦?！盵4] 使潮州掀起了往暹羅的移民潮。相反，閩暹間的貿易，因乾隆二十三年（1757年）限廣州一口通商令的頒布、中暹大米貿易的衰落、廣東沿海港口對外貿易的發(fā)展等諸多因素的影響逐漸衰落，閩籍人士移居泰國日益減少。故潮州籍華僑華人人數(shù)逐漸超過福建籍的華僑華人而穩(wěn)居泰華人口的絕大多數(shù)，此種格局至今沒有改變。但從地域上看，泰南地區(qū)的福建人人數(shù)一直比較穩(wěn)定（許多是從馬來亞再移民到泰國的），在普吉、董里、拉廊等城市尤其占重要地位。

作為中華文化最重要載體的福建人移居泰國，把中華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具有福建地方特色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傳播到泰國，直接或間接地滲透到泰國人民生活的各個方面，豐富了泰族文化。本文僅從五個方面論及具有福建地方特色的中華文化在泰國傳播的情況和福建移民所起的作用。

一、福建移民直接輸入了凝結著中華先進文明的各種商品，滿足了泰國人民的生活需求，促進了當?shù)厣唐方?jīng)濟的發(fā)展。

輸入泰國最主要的商品就是絲棉織品，汪大淵的《島夷志略》記載了暹羅境內的暹國、羅斛、羅衛(wèi)從中國輸入青布、印花布和狗跡絹，費信的《星槎勝覽》中也記載了中國的色絹、花絹、色緞、錦緞、緞匹等各種絲織品傳入暹羅，成為暹羅各階層人民都喜愛的衣料。除了絲綢，瓷器也是最熱門的產品，尤其是明清時期，瓷器是中暹海上貿易中的大宗商品。僅公元1626年就有4艘從福建起航的商船滿載瓷器到泰國[5]。據(jù)1698年6月28日的一項備忘錄記載，一個北大年的中國人自中國攜帶了108200件瓷器到泰國，其中有奶油深盤、細盤、大盤、大細碗、小碗、酒壺、有把壺、鹽碟等等（6）。泰國人把湄南河出?？诘乃蚍Q為“海底陶瓷博物館”，這里已多次打撈上各種中國瓷器[6]，附近的居民除捕魚外，就打撈瓷器及其他物品出售。泰國海底考古專家沙揚·帕叻沙徹特先生在《從泰國灣打撈的商船對13——16世紀古瓷的研究》的學術報告中談到，北大年、那空是貪瑪叻、帕塔耶等地都發(fā)現(xiàn)了中國歷代古瓷，包括明清時的德化瓷[7]。尤其到清朝前期的十七十八世紀，中暹貿易有了新的發(fā)展。據(jù)達信朝以后訪問暹羅的首批歐洲人之一克勞福德（John Crawfurd）估計，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初每年約有222艘中國帆船（平均每艘為200噸）在南洋從事貿易活動，其中航往暹羅的占89艘[8]。中國出口到暹羅的商品不僅是一些供王室和貴族使用的奢侈品，更大宗的是一般民眾買得起的日常生活用品，種類繁多，如罐、壇等陶器，粗瓷杯、碗、盤等瓷器，即使碎了還可以用來鑲嵌圖案、裝飾墻壁，還有普通的本色布、絲織品、紙、傘、玩具、磚瓦、茶葉，暹羅紅木烏木做成的家具，蜜餞、糖果、腌菜等食品。

在商品的輸入與出售中，福建移民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泰國福建移民的主要職業(yè)是商人和海員。而在明清時期，海員也常常兼有商人的身份，他們在船上占有一定的艙位，攜帶一定數(shù)量的貨物，葉羌鏞《呂宋紀略》中記載了來往于中暹等國家的海外貿易船上的水手們都帶有自己的貨物。史金納也談到十九世紀上半期曼谷的市場情況：大部分中國帆船一到曼谷就變成了零售商店，船艙兩旁設起臨時貨攤，中國商品陳列得引人入勝[9]。福建籍商人不但帶來了滿足和改善泰國人民生活的中國貨，而且?guī)砹顺钥嗄蛣凇⑶趦€節(jié)約的中華民族傳統(tǒng)美德，帶來了重商重財、敢于冒險的華南文化精神，促進了泰國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商品意識的普及。

二、福建移民也把各種生產技術傳播到泰國，直接促進了泰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

中國作為歷史悠久的舊式農業(yè)國，積累了豐富的農業(yè)技術，而出國移民大多數(shù)來自農村。在十九世紀，有許多中國人在暹羅東南部、南部和西南部的某些農村定居，其中大部分是潮州人，相當一部分是福建人。他們帶來了精耕細作的農業(yè)種植技術，胼手胝足，變荒山為田園。在他們的園地里，雜草除得很干凈，使用死魚、豬糞、廢菜、尿肥等作肥料，并開溝引水進行人工灌溉等等，被稱為出色的農藝家。得自倫敦大學的有關普吉城的歷史文獻記載，1790年（佛歷2333年），普吉一位公爵給檳城一侯爵的一份公文中說：“余措理安排中國瓜、雞，饋送閣下，權充菜肴之用。……”[10] 可見福建人傳入普吉的中國瓜已成為泰國上層人物的饋贈佳品。其他如大白菜、芥菜、萵苣、蘿卜等多種蔬菜都由中國移民傳入，在泰國市場上出現(xiàn)，改變了泰人以魚類為主缺少蔬菜的飲食習慣，增加了蔬菜攝入，有利于當?shù)厝嗣竦纳眢w健康。此外，他們還生產胡椒和甘蔗供應西方市場，生產棉花供應中國市場、生產煙葉供應當?shù)睾婉R來亞市場[11]，不但豐富了當?shù)厝嗣竦纳睿苍黾恿颂﹪隹谏唐返姆N類。

泰國另一主要產品橡膠，也是由馬來亞移入的中國移民、主要是福建移民首先開始種植的。1891年，原籍福建龍溪的許泗章的六子許沁美從馬來亞取了膠枳移植泰國，并回家鄉(xiāng)招募華工到董里種植橡膠，大獲成功。從此開創(chuàng)了泰南的橡膠種植事業(yè)。1908年，另一位祖籍福建的華僑陳清發(fā)在泰東試種橡膠，也獲成功。至二十世紀初，華人在橡膠的生產、加工、出口方面一直占主導地位。泰南的閩南人集中于橡膠業(yè)的現(xiàn)象持續(xù)至今。今天，泰國生產和出口的天然膠已經(jīng)居世界第一，泰國南部的橡膠產量占泰國橡膠總產量的89%，而閩南籍李氏家族的德美行則居整個泰國天然膠生產和出口之最[12]。

三、隨著中暹貿易的發(fā)展，中國的航海和造船技術也傳入泰國，促進了泰國造船業(yè)的發(fā)展。

暹羅有著王室壟斷貿易的傳統(tǒng)，當然，統(tǒng)治者本人并不親自航赴外國經(jīng)商，也不經(jīng)辦港口的具體事務，主要是雇傭航海經(jīng)驗豐富的中國人，尤其是福建廣東人為實際營運者，管理皇家船隊的所有業(yè)務，從事朝貢貿易或私人貿易。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管駕暹羅貢船來華的郭奕逵等156人[13]，雍正二年（1724年）為暹羅國王前來朝貢的徐寬等96人[14]，都是原籍福建廣東的華人；福建籍華人吳竟和楊由曾替暹羅國王駕駛“金協(xié)順”號到中國貿易。這種情況的普遍性終于引起了清廷的注意，1807年12月就頒布了一道諭旨，禁止暹羅國王雇傭內地中國人替他從事貿易事務。暹羅《國家圖書館藏官方文獻，曼谷第二王朝》第15號（1813年）列舉了二十余艘航往中國的商船，其中十一艘均以“Kim”(廈門方言“金”的發(fā)音）作為船名之首[15]，足可窺見暹羅與福建貿易往來之密切。

在長期的航海實踐中，中國的航海技術傳播到了泰國，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船只上幾乎都使用中國的羅盤。

中國人還在泰國等東南亞地區(qū)開展持續(xù)性的造船活動。十八、十九世紀，中國國內木材短缺，造船費用很高，一艘476噸的（約8000石）的帆船在廈門的造價約為21000元（銀元），而在木材質好價廉的暹羅僅需7400元[16]?？藙诟５抡f，曼谷每年建成6——8艘大帆船，由中國匠頭指揮建造，許多暹羅人參與[17]。這個過程中，中國船匠把中國的造船工藝傳播到泰國，有些技術還被當?shù)厮捎谩Ｂ仍齑行闹圃斓腻吡_船只大部分與中國帆船相似，式樣仿照中國船的模式，如拉瑪一世時仿照廣東福建洋船的式樣建造了一種“tuakang”帆船，其船頭也裝飾成紅色或綠色，類似廣東福建的紅頭船、綠頭船[18]。十九世紀上葉訪問暹羅的厄爾見到40艘戰(zhàn)船，船身象馬來人的叭喇唬船，帆具又象中國船，至本世紀前半期，暹羅帆船的桅桿及風帆仍采用中國式的帆具[19]。

四、華人也將中國的建筑技術傳播到泰國，豐富了泰國的建筑藝術。

泰國各地至今仍存有許多中式建筑，建于1889年的挽巴茵宮內的威哈甲隆殿（天明殿）就是典型的中國風格的宮殿。登殿石階中央的長方形大理石上刻著太極圖，殿前懸著中國式的燈籠，殿內設御坐，正殿上刻著“天明殿”的楷書，還有兩對中文長楹聯(lián)。地上鋪著中國式的燒瓷花磚，壁上掛著十七首墨書中國詩，祭壇的神龕中放著中國式的神主牌，內外裝飾及瓷器、家具等都來自中國。歷代皇像中，第三、四、五世皇穿著清朝王侯的服裝[20]。福建會館包管的仙公巷福蓮宮古廟則頗具閩南神廟的風格，大門上是倆門神，兩邊是一付中文對聯(lián)，并有十二幅梅竹之類的圖畫，一對紅燈籠高懸門前，廟頂屋脊是龍尾翹起的兩條臥龍[21]。這個古廟與宋艾哥樂的護國宮相似，護國宮也有對聯(lián)、燈籠，及兩龍戲珠的屋脊，另外門前還站著兩石獅，左右大墻上各有龍頭、虎頭，兩個圓內寫有龍、虎兩字[22]。其他如宋卡的城隍廟、清線的本頭公廟、福建會館的順興宮、普吉的天后宮等都是有著閩南風格的中式建筑，就象史金納所說的那樣：在暹羅灣一帶以及河流三角洲上的貿易城市，仍然可以見到福建人的古廟，但自大城以北就找不到一座福建廟宇了[23]。

五、福建移民把中國的風俗習慣，尤其是閩粵一帶的習俗傳播到泰國，影響到泰國各階層人民的生活。

泰人本無祭祖的習俗。從拉瑪四世時起，王室開始仿效華人設立先王牌位。后人繼續(xù)仿效，把拉瑪三世、四世、五世及王后的牌位設在天明殿內，牌位用檀香木制造，中間豎寫著國王王后的中文名字，周邊雕刻著中國式的花紋。每年農歷除夕，由國王或王族代表主持祭奠儀式。

福建民間廣為傳播的天后圣母、清水祖師等也隨福建移民在泰國中部、南部各地落腳，不同神靈同處一廟的現(xiàn)象也屢見不鮮，廟會活動也頗具中國特色。例如，瑰麗壯觀的順興宮清水祖師圣殿除供奉清水祖師外，還供奉天后圣母及玄天上帝神位，中泰各方的善男信女都來上香朝拜，九皇勝會齋期更是盛況空前，配有舞龍等中國傳統(tǒng)節(jié)目、十天左右的劇團演出，文唱武打，鑼鼓喧天，熱鬧非凡。福蓮宮除了供奉天后圣母外，還供奉關夫子神位、如來佛祖、注生娘娘神位及本頭媽。其他如福興宮、宋艾哥樂的護國宮，普吉的天后宮都供奉天后圣母。每逢農歷三月廿三日，為慶祝圣母誕辰，各地都舉行盛大的游神盛會，表演舞龍等中泰民間娛樂節(jié)目。除了參與泰族的各種節(jié)日活動外，華人在農歷春節(jié)、元宵、清明等節(jié)日進行的一些習俗活動，也吸引了泰族人士的參加，夾雜了泰族的節(jié)目，滲入了當?shù)氐纳?，中泰文化相互影響、交融，難以截然分開。

總之，福建人在往來中泰進行貿易，繼爾移居泰國的過程中，把具有福建地方特色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傳播到泰國，為當?shù)厣鐣倪M步發(fā)展作出了貢獻。此外，中國的語言文字、文學藝術、中醫(yī)中藥等等都傳播到泰國，對泰國人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介紹），以致于有人評論道：印度文化對泰國的影響是表現(xiàn)在宗教，西方文化對泰國的影響是表現(xiàn)在物質，而中國文化對泰國的影響是直接影響到每一個泰人的中心深

北部相對還是比較貧窮的，因為處于山區(qū)，生活狀況與我國云貴地區(qū)相當，沒有大工業(yè)，沒有對外的大港口和關口。深山老林中除了有一些名貴藥材，幾乎沒有什么產業(yè)。還是以自然經(jīng)濟為主，與中國有一定的邊貿關系，但是也以日常產品以及輕工業(yè)品進出口為主。但是泰國的南部臨海地區(qū)就不同了，那里是現(xiàn)在泰國的經(jīng)濟發(fā)達區(qū)，社會生活情況與我國的東部地區(qū)相當，比較繁華，比如首都曼谷附近，旅游業(yè)非常發(fā)達制造業(yè)也非常進步，總之代表了現(xiàn)代亞洲繁華的精髓。
泰國的消費水平式比較高，貌似他們老百姓的福利比TG的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