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人的飲食生活習慣？

說到廣東人的飲食習慣我個人認為首先是比較清淡，很少有內(nèi)地的重口味。由于廣東的氣候比較特殊，廣東人還有煲湯的習慣，而且廣東人煲湯也很特別，很多內(nèi)地人耒廣東幾十年都無法搞清楚為什么廣東人要煲各種不同的湯。廣東人煲湯真是五花八門的，還會根據(jù)不同的季節(jié)煲不同的湯，例如春夏之交，廣東的濕氣很重，就用木棉花扁豆和土茯苓保去濕清熱的湯，盛夏時節(jié)廣東人煲湯以消暑清熱為主，秋天氣候比較干燥，煲湯又轉(zhuǎn)為清補為主。廣東人都養(yǎng)成飲湯的習慣，而且都是吃飯前先喝湯，特別是盛夏時節(jié)，先喝一碗湯會改善人的胃口，吃飯都特別香。另外廣東人食材五花八門，天上飛的除了飛機，地上跑的除了各種車，水里游的就各種船了，除了上述所說的，內(nèi)地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東西很多都會成為廣東人的美味隹肴！廣東人還很喜歡喝早茶，這是廣東飲食文化的又一特式，當然有內(nèi)地人認為只是吃早餐而已，沒必要浪費那么多時間。有武漢的傳媒人發(fā)表評論說廣東人喝早茶跟武漢人在路邊吃熱干面是一樣的，當然他這樣說也有他的道理，只能說明這傳媒人對廣東的飲食習慣不了解而且，我作為廣東人，我覺得食在廣州絕對不是浪得虛名的。

西漢《淮南子》有”越人得蚺蛇以為上肴“

唐代張鷟《朝野僉載》卷二記載：“嶺南獠民好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

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就有精辟的記載:深廣及溪峒人，不問鳥獸蛇蟲，無不食之。

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鼠條載:惠州獠民取初生閉目未有毛者，以蜜養(yǎng)之，用獻親貴。

清代徐珂《清稗類鈔》記載:粵肴有所謂蜜唧燒烤者，鼠也?；渴笊樱酌L分許，浸蜜中。食時，主人斟酒，侍者分送……

《綱目拾遺》稱：“禾蟲，閩、廣、浙沿海濱多有之，形如蚯蚓……

中國人為什么愛吃螃蟹？

中國人大概是世界上最愛吃蟹的民族，近年來據(jù)說僅上海每年就要吃掉5萬噸大閘蟹。吃蟹早已是中國飲食文化的象征之一，林語堂在1935年出版的《吾國吾民》中說：“但凡世上所有能吃的東西我們都吃。出于喜好，我們吃螃蟹；如若必要，我們也吃草根?！卑洋π妨袨閲俗钇玫拇硇允澄?，所謂“蟹是美味，人人喜愛，無間南北，不分雅俗”（梁實秋《雅舍談吃·蟹》）。近二三十年來，對大閘蟹的食尚更盛，這種橫行的甲殼類生物也被居為奇貨，幾為當代一景。

　　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是不吃螃蟹的，英、德等國這些年苦于河道被大中華絨螯蟹（大閘蟹的學名）這一外來物種侵占，但當?shù)厝巳纹錂M行，并無食蟹的習慣，倒是便宜了那里的華人，在大快朵頤之際也算為民除害。歐洲人歷來不吃蟹，主要是因為基督教傳統(tǒng)所形成的飲食習慣，《圣經(jīng)舊約·利未記》認為所有用腹部或四足行走的爬物都是“可憎”而“污穢”的；在伊斯蘭教規(guī)中，同樣禁止吃蟹，中國西北的穆斯林也禁食，然而身在杭州的回族卻入鄉(xiāng)隨俗，也愛吃蟹。

　　一種食物是否可吃、是否被視為美食，在不同的文化中千差萬別。中國人推崇的燕窩、魚翅，在西方人看來并無營養(yǎng)，而東南亞人喜食的蟲卵雖然富含高蛋白，即便是對食物百無禁忌的中國人，只怕也難以下咽。漢語中慣于將“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比喻為有勇氣嘗試新事物，我們看來的確有必要回答一下這個問題：為什么中國人這么愛吃螃蟹？

　　時令：食蟹的季節(jié)感

　　關于食蟹，首先值得明確的一點是，它和某種時間節(jié)律密切相關。俗話說：“秋風起，蟹腳癢；菊花開，聞蟹來?！边@意味著螃蟹是一種時令性很強的食物。傳統(tǒng)上，食蟹是與西風、飲酒、賞菊等意象聯(lián)系在一起的，描繪的都是某種秋日景象，一如郁達夫《西溪的晴雨》中所說：“西北風未起，蟹也不曾肥，我原曉得蘆花總還沒有白……”

　　這種關聯(lián)性由來已久，中山時子主編的《中國飲食文化》在分析食蟹的詩文時認為，“蟹黃不僅是用來表示美味佳肴，而且還代表了一種季節(jié)感。直到今天，每逢涼爽的西風報告秋天的來臨時，北京的市場上就出現(xiàn)了肥美的河蟹，使那里的美食家們歡喜不已?！?/p>

　　我們當下只會把這些視為一種與換季的景色和美味相關的景象，對古人來說，這卻是一種與自然節(jié)律同步的行為。在中國文化中，季節(jié)與食物的對應，原本帶有與宇宙變化同步的意味，不同的時間節(jié)點要食用相應的食物。古人沒有“反季節(jié)蔬菜”，對他們而言，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季節(jié)食用相應的時令食物，否則將會致病傷神。因而有“藥王”之稱的孫思邈在《千金食治》中有“三月三日勿食鳥獸五臟及一切果菜五辛等物，大吉”這樣的記錄，他著重指出：冬季十一、十二月食螃蟹會傷人神氣。

　　按照這種理論，飲食實際上是一種與天地自然規(guī)律保持著同步感、順應天時、攝取天地之氣的行為。中醫(yī)經(jīng)典著作《黃帝內(nèi)經(jīng)》明確提出“藏氣法時”，要“食歲谷”。瞿同祖在《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解釋了這種天人合一的處世哲學：“在古人觀念中，春夏是萬物滋育生成的季節(jié)，秋冬則是肅殺蟄藏的季節(jié)，這是宇宙間永遠不易的自然秩序”，而人的行為須順應四時，與天道相應，如果發(fā)生災異，那是表明神靈對人類的行為不快。因此，北齊天保八年（557年）發(fā)生高溫旱災后，朝廷下令禁止捕蟹。

　　由此可知，螃蟹作為一種蟄伏洞中、潛藏于水的生物，且是秋季肥壯，正適合于那一季節(jié)的特性，因而蟹肉、蟹黃在中醫(yī)理論看來一直是屬于“寒性”的，需要佐以生姜、黃酒以拔除其“腥味”及“寒氣”。所謂“七尖八團”（陰歷七月吃雄蟹，八月吃雌蟹），這對國人而言幾乎是常識的一部分。與此同時，螃蟹在取食時會為害水稻（元人高德基《平江紀事》認為“蟹之害稻，自古為然”），所謂“蟹至八月即啖芒”（孟詵《食療本草》），此時捕食正好適宜。

　　不過這也并不絕對，宋人高似孫在《蟹略》中已列出“春蟹”、“夏蟹”、“秋蟹”、“霜蟹”四類，幾乎一年四季都可吃蟹。近代以來的天津菜尤擅制河、海水產(chǎn)，魚、蝦、蟹菜可達上百種，“且按季取料，適時推出?！撔?，有春吃海蟹，秋吃河蟹，冬吃紫蟹之別。”（《中國飲食史》卷六）對近現(xiàn)代人來說，時令更多意味著新鮮和口感，而不再與“天道”和“自然節(jié)律”相關了。

　　風土：食物的“南方化”

　　現(xiàn)在全國最愛吃蟹的無疑是江浙滬一帶，即歷史上的“江南”，而大閘蟹最著名的產(chǎn)地昆山陽澄湖和崇明島，都地處長江三角洲。這兩地的共同特征就是在歷史上曾很長一段時期都是水鄉(xiāng)澤國，地勢洼下。王建革在《水鄉(xiāng)生態(tài)與江南水鄉(xiāng)》中指出，宋明時期的蘇松一帶，“由于河水感潮，在海水與湖水交匯的地方，蟹類非常之多。宋人高似孫在《蟹略》中提到許多描述這一地區(qū)多蟹的詩?！敃r的生物狀態(tài)不像現(xiàn)在河道那樣處于一種富營養(yǎng)化狀態(tài)，而是一種富有河蟹的環(huán)境，水環(huán)境清潔有氧，魚蟹類小動物才眾多?！薄按箝l蟹”的“閘”字，指的是蟹籪，“籪”是古代江海一帶主要的捕捉魚蟹的漁具，原本叫“滬”，上海正是因原本水鄉(xiāng)濱海多用這類漁具才得此別稱。

　　然而中國文明的核心地帶原本地處內(nèi)陸，食材更多取自農(nóng)牧產(chǎn)品，上古時期的中國人其實極少吃蟹。除了《楚辭》中出現(xiàn)過“蟹胥”一詞外，在東漢初年（1世紀）之前，中國文獻中找不到食蟹的記載，在秦朝人編纂的《呂氏春秋·本味篇》中根本未提及螃蟹。直至東漢郭憲所撰《漢武洞冥記》才首次出現(xiàn)了食蟹的記載：“善苑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煮其殼勝于黃膠，亦謂之螯膠，勝鳳喙之膠也。”這是第一次將螃蟹視為美味，但善苑國在海外，進貢的螃蟹又有“九尺”之巨，極可能是海蟹。

　　與如今不同，中國最早出名的螃蟹產(chǎn)地不是在長江三角洲，而在青州。《周禮》鄭玄注有“青州之蟹胥”一語，可見東漢時此地以產(chǎn)蟹著稱，而青州基本包括整個山東半島，是當時北方最重要的濱海地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青州蟹”是最有名的蟹種，但這極有可能是海蟹，因為在南北朝時它每每與其它山珍海味并列，蟹餐且被看作是一種奢侈的食物（均見《酉陽雜俎》卷七）。唐代還有人非常愛吃海蟹，但在宋元以后，人們卻多覺得海蟹腥氣、肉粗且不可多食。到明代，據(jù)《五雜俎》卷十一記載，青州人已不知海蟹的貴重了。

　　南北朝時期的北方人慣于以牛羊肉為美味，對水產(chǎn)品本不在意，南北之間的飲食習慣開始分化。晉人張華《博物志》卷一“五方人民”條：“東南之人食水產(chǎn)，西北之人食陸畜。食水產(chǎn)者，龜鱉螺蚌以為珍味，不覺腥臊也；食陸畜者，貍兔鼠雀以為珍味，不覺其膻也?！碑敃r這類看法很多，顯然，螃蟹作為水產(chǎn)，更多為南方人所偏好。據(jù)《洛陽伽藍記》卷二記載，北魏人楊元慎譏諷南方人“菰稗為飯，茗飲作漿，呷啜莼羹，唼嗍蟹黃。手把豆蔻，口嚼檳榔”，可見吃蟹與品莼菜羹、嚼檳榔都被視為典型的南方飲食。

　　在食蟹史上，唐代是一個重要的轉(zhuǎn)折點。在漢唐時代，華北黃河下游仍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湖沼，入?？诘臑┩克葚S茂，南北朝時期華北氣候變冷，但在唐代前期，北方的生態(tài)還很好。史載唐代滄州多蟹，且是稻田中的河蟹；滄州所產(chǎn)糖蟹曾是重要貢品（《元和郡縣圖志》卷一八河北道三滄州）。然而中唐以后，隨著北方戰(zhàn)亂和氣候再度變冷，全國的經(jīng)濟、文化中心逐漸南移，南方（尤其江淮、江南一帶）的稻作農(nóng)業(yè)得以開發(fā)并逐步成熟；這里也正是后世食蟹之風最盛的地區(qū)。

　　Eugene N. Anderson在《中國食物》一書認為，安史之亂后的飲食開始偏向水產(chǎn)，“中國社會的中心轉(zhuǎn)移到了這樣一個地區(qū)，在那里魚和所有的水中生物，一向在養(yǎng)殖上受到重視，并深受鐘愛?！逼浜箅m然元代皇室起于漠北而鐘愛肉類（如元代《飲膳正要》中蝦蟹等介殼類動物和魚類極少被提到），但大致在宋元之后，江南地區(qū)確立了全國經(jīng)濟文化中心的地位，而這一地區(qū)的“烹調(diào)形成于陸地與水域（淡水和咸水）交會之處及互相滲透之地；因此最擅長料理蟹（中國的美食家宣稱，世界上最好的蟹是上海地區(qū)的青蟹）、蝦、水生植物、海草及生活在大河邊緣的一切東西”。這種飲食習慣一旦養(yǎng)成后極難改變，晚至1956年，杭州市工人文化宮舉辦飲食博覽會，從各大餐館選送的200多只菜中選出36個杭州名菜，其中12個菜為水產(chǎn)菜，比例最高，杭州傳統(tǒng)名菜中竟沒有一道菜是山珍海味。

　　中唐開始，唐代詩文中出現(xiàn)了許多描述南方、尤其是江南一帶產(chǎn)蟹的景象。宋代更多，宋人高似孫《蟹略》中所引宋人寫蟹的詩句比比皆是，描摹的大多都是江南水鄉(xiāng)。螃蟹越來越被視為一種與南方、尤其是江南的意象勾連在一起的食物。雖然《東京夢華錄》中記載北宋都城開封也有螃蟹賣，但顯然內(nèi)陸地區(qū)極為少見，本身是杭州人、又曾在陜北任官的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說：“關中無螃蟹，怖其惡，以為怪物。人家每有病瘧者，則借去懸門戶。”可見當時陜西一帶的人對此物相當陌生，“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也”。

　　毫無疑問，食蟹偏好與飲食的“南方化”過程密不可分。王利華在《中古華北飲食文化的變遷》一書中曾分析：“白居易偏好南方飲食并積極宣傳與仿效，也許意味著在他的時代，華北人士對外來飲食文化的選擇取向，正在悄然地由熱衷于胡食轉(zhuǎn)向鐘情于南味吧？”的確如此，在中晚唐之后，中國不僅經(jīng)濟、文化中心和人口重心南移，而且在飲食習慣上也“南方化”了，原產(chǎn)于南方的茶葉風靡全國，肉食則由牛羊肉為主變?yōu)樨i肉為主，蟹則上升為一種備受推崇的食材。在清人袁枚《隨園食單》中所列的300多種飯菜點心中，作者出生和生活的江浙兩省的食品占壓倒多數(shù)，北京、山東、廣東飲食略有提及，而川湘閩皖等地的飲食完全不曾觸及。到清初李漁的筆下，螃蟹已成為最佳美食：“以是知南方之蟹，合山珍海錯而較之，當居第一，不獨冠乎水族，甲于介蟲而已也?！保ā缎纷V》）

　　昆山巴城捕蟹現(xiàn)場

　　名產(chǎn)：陽澄湖大閘蟹的興起

　　明清時蘇州、松江一帶成為淡水蟹的最知名產(chǎn)區(qū)，是與其水鄉(xiāng)湖田開發(fā)、稻作農(nóng)業(yè)發(fā)展、以及當?shù)氐奈幕?jīng)濟地位分不開的。在唐代，除了華北滄州等地以產(chǎn)蟹著稱外，南方出名的產(chǎn)蟹之地也不是蘇州一帶，而是江陵、揚州、宣城等地（見《新唐書》卷四〇、卷四一，《太平廣記》卷四七一），蘇州產(chǎn)蟹直至宋代才開始出名。宋代出現(xiàn)傅肱《蟹譜》、高似孫《蟹略》這兩部專門談蟹的烹飪著作，其中《蟹略·蟹品》記載各地名品有洛蟹、吳蟹、越蟹、楚蟹、淮蟹、江蟹、湖蟹、溪蟹、潭蟹、渚蟹、泖蟹、水中蟹、石蟹，并未推舉吳蟹（蘇州蟹）為第一，相反，他倒是認為“西湖蟹稱天下第一”。

　　到元代，蘇州已確立為全國經(jīng)濟文化中心，當?shù)伢π芬差H有名，但不是在陽澄湖，而是太湖蟹（高德基《平江紀事》：“吳中蟹味甚佳，而太湖之種差大，殻亦脆軟，世稱湖蟹第一”）。即便到清代，《隨園食單補正》還推舉淮河流域出產(chǎn)的淮蟹為上佳；清代天津號稱“秋令螃蟹肥美甲天下”（張燾《津門雜記》）；而晚清民國時，在杭州出名的則是“嘉興南湖大蟹”，就像現(xiàn)在很多螃蟹冒稱是陽澄湖所產(chǎn)一樣，當時杭州賣的蟹都自稱產(chǎn)自嘉興南湖。

　　除了江浙一帶之外，清代最愛吃蟹的便是京津地區(qū)了。當?shù)厥秤玫闹饕钱a(chǎn)自白洋淀的勝芳蟹。晚清時的北京人甚至覺得“北蟹”還比“南蟹”好吃得多：“蟹出最早，往往夏日已有。其尖臍者，脂膏充塞，啟其殼，白如凝脂。團臍之黃，則北蟹軟而甜，若來自南者，硬而無味，遠不逮也?！保ā肚灏揞愨n》第十三冊，飲食類，“京師食品”條）之所以作此想，無疑也與北京作為京師的地位有關。

　　現(xiàn)在以陽澄湖大閘蟹和崇明蟹為尊的觀念，是與上海1843年開埠之后的經(jīng)濟興盛分不開的。在愛吃蟹的上海人推動下，供應上海市場的陽澄湖大閘蟹和崇明清水蟹，其名聲逐漸蓋過了之前盛行于蘇州的太湖蟹、杭州的嘉興南湖大蟹和天津的勝芳蟹。章太炎夫人湯國梨曾有詩云：“不是陽澄蟹味好，此生何必住蘇州?！笨上肽菚r的陽澄湖大閘蟹已名動一時。也是因為上海人愛吃陽澄湖蟹，因而在日本，大閘蟹便被稱為“上海蟹”。

　　到1949年之后，這種吃蟹的習慣又隨著一些上海人的移居帶到了香港，以至“每到秋天吃上海蟹的季節(jié)，上海菜館都要競相在店門口張貼寫有‘大閘蟹’的紅紙，這時，香港的上海人便迫不及待地前來用餐。今天，上海蟹在香港已十分有名，有些客人是慕名從日本遠道而來的?！保úǘ嘁绊毭馈断愀鄣娘嬍澄幕罚?/p>

　　很多人也許還有印象，在1978年之后，隨著改革開放后粵語流行文化的興起和廣東經(jīng)濟的發(fā)展，海鮮一度極為盛行，而在此之前，上海菜一向是偏好河鮮更多于海鮮的。到1990年代初之后，上海為中心的長三角經(jīng)濟重振，而食蟹之風、尤其是陽澄湖大閘蟹的地位，也隨之水漲船高了。

　　真味：食物的“文士化”

　　一種食物的價值是相對的，其何以被視為名貴，往往取決于文化——正如中國人推崇的海參、鮑魚，在西歐市場上卻是無人問津的廉價海產(chǎn)。在中國，決定這種文化趣味的是社會主導的文人階層，而大閘蟹之所以被推崇，無疑與這些南方文人的口味和不斷宣揚密不可分。

　　歷代對江南食物的最早推崇，便是由于西晉時吳郡吳江人（今蘇州）張季鷹以思念家鄉(xiāng)的莼菜、鱸魚為由，辭官歸故里，這后來成為“莼鱸之思”佳話，這兩種食材從此被視為江南最具代表性的名菜。

　　在食蟹上也是如此。海蟹因其難得，在上古或為名貴，但稻田里的螃蟹實甚常見，它之所以被稱頌為一種珍貴的食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文人的趣味。在西歐，最早的一批烹飪著作大多是廚師所著，但中國古代的烹飪典籍，卻絕大多數(shù)是文人所寫，如唐韋巨源《燒尾食單》、宋陳直《養(yǎng)老奉親書》、《山家清供》，以及清代袁枚的《隨園食單》，他們本身的趣味必然反映在對這些菜式的選擇、評價上。正如王利華所說，“他們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聲望，其行為舉止、生活好尚與情趣，對社會大眾具有較大的影響力，特別是文化名人的高風雅尚、異跡卓行更往往為大眾所競相效襲和模仿，從而可在新風尚的行程和新文化的傳播過程中，發(fā)揮獨特的或可稱之為‘名人效應’的倡率作用?！?/p>

　　在中國飲食史上，最初的螃蟹吃法是“蟹胥”，胥即“醢”，指剁碎加醬料煮熟食用，原因可能是海蟹較為腥氣，故此需要這類較為重口味的吃法。漢代人多將蟹制成蟹醬或蟹齏食用，后代的糟蟹即由此而來。北朝時《齊民要術》有“藏蟹”，將蟹放入鹽蓼汁中，類似醉蟹（蟹肉性寒，故加蓼、姜增其溫性）。另一種吃法“糖蟹”，在南北朝和隋唐時廣為盛行，一度是各地貢品。這些吃飯都可謂某種“宮廷式吃法”，然而對近現(xiàn)代人來說，這些吃法大多已顯得相當奇怪和不可思議。梁實秋在《雅舍談吃》中談到糖蟹時說：“如今北人沒有這種風俗，至少我沒有吃過甜螃蟹，我只吃過南人的醉蟹?！?/p>

　　在唐宋之后，中國人發(fā)明了種種河蟹的烹飪方法，清代收錄蟹饌做法最多的《調(diào)鼎集》，已有多達47種做法。但自中唐以來，一種更為文人趣味的烹飪風格也逐漸興起，所謂“物無不堪吃，唯在火候，善均五味”（《酉陽雜俎》）。自白居易開始，文士詩人常常樂于記詠日常生活俗事，關注普通的飲食生活，白居易本人就經(jīng)常題詠一些普通但新鮮自然的食材，例如竹筍。這種風氣到宋代大大強化，許多文士詩人對日常飲食養(yǎng)生表現(xiàn)出極大的興趣，而他們的審美與口味大多內(nèi)斂含蓄，偏好自然樸素。蘇軾等文人以筍為美味，相比起前代以牛羊肉為美味，宋人則以蔬食為美，口味更為清淡，陸游所謂“食淡百味足”（《劍南詩稿》卷八一《對食有感》三首之一）。這種風格一脈相傳，明代洪應明《菜根譚》有言：“醲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異非至人，至人只是常?！?/p>

　　由此，烹飪上也強調(diào)清淡、尊重自然本色，多用蒸煮，因為如梁實秋所言，“食蟹而不失原味的唯一方法是放在籠屜里整只的蒸”（《雅舍談吃》）。晚明張岱在《陶庵夢憶》中認為吃蟹甚至不用添加作料，因為它是“食品不加鹽醋而五味全者”。成書于晚明的《西游記》，第九回曾以兩名漁樵對答的方式描繪各自的生活，漁夫夸贊水鄉(xiāng)生活是“活剖鮮鱗烹綠鱉，旋蒸紫蟹煮紅蝦”，“烹蝦煮蟹朝朝樂，炒鴨毳雞日日豐”、“霜降雞肥常日宰，重陽蟹壯及時烹”，可想吃蟹對當時人而言，已成為一種詩文化的田園生活象征。

　　到清初著名文人李漁筆下，合乎自然之道的竹筍、莼菜、蕈菌、蟹黃等才是最美味的食物，理由是“飲食之道，膾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漸近自然也”（《閑情偶寄·飲饌部·蔬食第一》），他的飲食評判標準是崇淡尚雅，而在這種觀念下，河蟹幾乎是天下第一美味：“世間好物，利在孤行。蟹之鮮而肥，甘而膩，白似玉而黃似金，已造色香味三者之至極，更無一物可以上之。”作為美食家，他認為治蟹的不二法門是：存其原形、原色、原味。袁枚《隨園食單》也強調(diào)“蟹宜獨食，不宜搭配他物，最好以淡鹽湯煮熟，自剝自食為妙。蒸者味雖全，而失之太淡”。當然，如此推動河蟹的李漁、袁枚等本人也都是江浙人。

　　在這種文人飲食趣味的推動下，河蟹這種原本為賤物的食材越來越被視為天下美味，價格也越來越貴。按《紅樓夢》第三十八、三十九回的描寫，一餐講究的螃蟹宴，三大簍七八十斤，劉姥姥估算搭上其它酒肉，“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了”。人們吃一種食物，其實吃的從來都是那種“文化”，用現(xiàn)在的話說，是在附加在商品之上的“品牌價值”，那才是最值錢的。這道理自古如此。

你先告訴我，有什么是外國人吃咱中國人不吃的？除非有確切證據(jù)表明對人體有害，咬得動的還有中國人不吃的嗎？觀音土都能吃，什么蛇蟲鼠蟻更不在話下了